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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多維進路

內容摘要: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傳播,并最終成為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不是偶然的,而是沿著歷史觀進路、心理進路、地域進路以及文化進路等多個路徑向前自然延伸的必然結果。從歷史觀進路看,經歷了“不變史觀”“變異史觀”“進化史觀”到“唯物史觀”的漸次演變;從心理進路看,經歷了由對資本主義的認同轉向“認異”,再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過程;從地域進路看,馬克思主義主要通過日本、歐洲、蘇俄、美國等地域路徑傳播到中國;從文化進路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歷了傳播、選擇、融合與創新的進路。由于歷史觀的轉變,引發社會心理的轉向,促使人們從多條路徑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并形成文化進路。這四個進路環環相扣,映射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或顯或隱的主線。

關 鍵 詞: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多維進路

作者簡介:王剛,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五四前后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不僅能在中國傳播,而且最終“異軍突起”,成為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不是偶然的,而是沿著多個邏輯路徑向前自然延伸的必然結果。

一、歷史觀進路:由“不變史觀”到“唯物史觀”的漸次演變

鴉片戰爭前,由于受“君權神授”觀念的影響和封建綱常禮教的規訓,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在看待歷史發展和歷史演進的問題上,往往持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歷史觀,即“不變史觀”。這種“不變史觀”,并不是說歷史絕對凝固靜止、沒有絲毫變化,而是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循環閉合的圓,一個王朝興起以后,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逐漸衰敗下去而被新的王朝所代替,而新的王朝興起和發展一段時間后又被更新的王朝所代替,如此循環往復,形成所謂的“歷史周期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不變史觀”也稱為“循環史觀”,它是封建統治階級普遍的意識形態,其根本目的是維護和鞏固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君主專制統治。

然而,鴉片戰爭后,封建統治者遇到了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對手,即建立在西方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資本帝國主義。雖然帝國主義沒有像中國的傳統封建社會那樣推翻清政府而另建一個新政府,但是由于受資本邏輯的驅使,帝國主義對清政府和中國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和掠奪,使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這種“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中國傳統的“不變史觀”開始發生變化,逐漸轉化為“變易史觀”,這在晚清地主階級改良派那里體現得尤為明顯。近代開風氣之先的魏源就曾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即通過向西方學習和尋求新的科技、器物來維護封建統治。這種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折射出以林則徐、魏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希望通過一定程度的變革來實現國家的富強。盡管這種“變易史觀”在一定程度上有別于傳統的“不變史觀”,但從其核心思想看,二者并無實質區別。正如有學者指出,“變易史觀”不可能“超越不變的傳統封建之‘道’而指出中國的出路之所在”,它所提出的應對鴉片戰爭后的危機方案并不能阻擋中國繼續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沉淪。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給中國人民以巨大的打擊,直接促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民族認識的亟變”,反映在歷史觀上,就是人們對“變易史觀”合理性的懷疑和動搖。人們由此進一步反思:由于器物的落后,我們從西方學來了“器”,但為什么還是不敵資本帝國主義?我們究竟敗在哪里?正是在這種懷疑和反思中,進化論思想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1897年,嚴復翻譯出版了《天演論》,該書首次向國內系統介紹了進化論思想。這部譯著一問世,便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正如后來胡適所描繪的那樣:“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從那以后,“中國的先進人物,不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在歷史觀上都主張進化論”,甚至連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也都對進化論深信不疑。對此,有學者指出,“達爾文進化論的輸入標志著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開始”。正是受進化論思想的啟發,人們對中國歷史發展走向的認識產生了新的變化,逐漸突破“變易史觀”的窠臼,向“進化史觀”轉化,為“中國人接受唯物史觀吹響了前奏曲”。

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呈現出單向度的進化態勢,適者生存,不適者就要被淘汰。根據這一觀點,中國之所以陷入被動挨打的境遇,其主要原因就是相比于西方,無論在器物,還是在制度、文化上中國都是一個落后的弱國。既然中國是弱國,那么就要奮起直追,就要在“器變”的同時,也要“道”變,這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變革政治制度的一個基本依據。由于進化論思想強調社會進化和發展,契合了近代中國追求富國強兵的迫切現實需要,因而為人們提供了向西方全面學習、奮起直追的動力。然而,由于“進化史觀”強調純粹的殘酷競爭和直線型的歷史演進,難免會造成人們內心的糾結和矛盾:一是既要承認進化主義但同時也向往人道主義;二是民族自尊與民族自卑的強勢逆差;三是趕超西方的強烈愿望和弱者難敵強者的歷史定律。因此,那些迫切想改變中國落后面貌和挨打境遇的人們對“進化史觀”逐漸產生了“情”與“理”之間的“兩難”抉擇,即在理性上認同卻在情感上排斥,這無疑會削弱進化史觀在中國的合理性和認同度。

就在人們對“進化史觀”從最初的深信不疑轉向“欲迎還拒”之時,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淵泉(陳溥賢)等人向國內傳入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由于進化論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在關于社會發展進程、社會進化動力、社會進化基礎和社會進化目標上都存在諸多契合之處”,這促使中國先進分子經由“進化史觀”向唯物史觀轉化。根據李大釗的理解,唯物史觀強調從經濟和生產力的視角看待社會的歷史變遷,“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系。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淵泉則直接把“唯物史觀”稱為“經濟史觀”,在他看來,“觀察社會的變遷,以物質的條件,再適切說起來,以經濟的事情為中心,這就是馬克思的歷史觀的特征了”。由此可以看出,“唯物史觀”的傳入,為人們觀察中國歷史發展和變革中國社會提供了一種不同于“進化史觀”的全新的視角和方法。“唯物史觀”與“進化史觀”相比,它不僅分析問題“尤為有識尤為澈底”,使人們看透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本質和中國未來的根本出路,而且還反對“個人競爭主義,主張協同主義”,主張被壓迫階級的聯合,主張建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社會,這解決了人們在“情”與“理”上互相矛盾的尷尬境況。由此,“唯物史觀”愈益深入人心,它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為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二、心理進路:由對資本主義的“認異”到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對于長久以來有著濃厚民族自豪感和心理優越感的中國人民而言,無疑是一個落差極大的強力沖擊,立即引發了人們心理上的本能抵制。然而,“這種本能的抵制很快就在與西方文化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因為建立在發達工業文明基礎上的現代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比具有很明顯的先進性,中國的先進分子正是在西方列強入侵的屈辱中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可以想象,當時中國人民的社會心理是十分復雜和矛盾的,人們既對資本帝國主義深惡痛絕,但“又想從‘西方’取萬靈丹”。不管人們的社會心理如何矛盾和痛苦,但為了救亡圖存和改變落后挨打的面貌,一些先進分子還是選擇積極主動向先進的資本主義學習,奉資本主義為師。從資本主義技術到資本主義制度再到資本主義文化,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熱情和范圍一次高過一次,希望通過學習西方來擺脫悲慘的命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一直解決不了一個大的難題,即“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殘酷的歷史事實表明,通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中國不但不能走出落后挨打的境地,反而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程度愈益加深,這不免使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性和價值性在中國人心目中大打折扣。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資本主義的弊端充分暴露出來。中國先進分子從戰爭的殘酷性中認識到,資本主義文明雖然帶來了科學技術的進步,但卻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國家自身及其相互之間的矛盾,它非但沒能阻止戰爭的發生,反而使戰爭的殘酷程度更加激烈。正如時人所言,一戰的爆發“開亙古未有之斗局,貽人類莫大之慘禍”。面對這種局勢,就連西方人都對自己曾經引以為豪的資本主義文明失去了信心。1918年梁啟超游歷歐洲時,美國記者賽蒙氏就明確反對梁啟超將資本主義文明輸入中國,在賽蒙氏看來,“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他要回美國“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李大釗也曾指出:“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張東蓀也直言:“這次大戰把第二種文明(即資本主義文明——筆者注)的破罅一齊暴露了;就是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可見,一戰的爆發,導致東西方知識分子同時對資本主義文明產生了質疑。

如果說一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弊端,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產生了懷疑,那么隨后召開的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則直接刺痛了中國先進分子敏感的神經,進而促使中國先進分子對資本主義的心理轉向。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代表向大會提出了收回山東主權等合理要求,但最終卻遭到大會的無理拒絕,這種屈辱的結果在引起中國人民悲憤和失望的同時,更使他們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李大釗指出:“這回歐戰完了,我們可曾作夢,說什么人道、平和得了勝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強盜世界了,或者有點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誰知道這些名辭,都只是強盜政府的假招牌。”陳獨秀也提出:“我看什么共和,什么憲法,都是歐美人特有的制度。按照我們中國的歷史、習慣、民情、風俗,都不必勉強學他。”巴黎和會之后,美國又發起了華盛頓會議。華盛頓會議的“成果”是簽訂了《九國公約》,然而《九國公約》不僅沒有否定巴黎和會關于中國的不公平決議,反而使“日、英兩國秘密對山東問題條約,藉該會議決,變為各國公認之約”,中國的主權利益再次被出賣,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惡和失望在這時可以說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從一戰到巴黎和會再到華盛頓會議,帝國主義的丑陋表演,使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的態度由原來的認同轉向認異,直至徹底拋棄。正如毛澤東所言:“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

就在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絕望之時,俄國十月革命的炮聲把馬克思主義傳到了中國。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演進并不像大河奔流一樣勇往直前,更多的似小溪般逶迤宛轉。十月革命的消息初步傳入國內時,人們對這次革命的態度實際上并不是積極肯定的,相反,受北洋政府對其負面報道的影響,大多數人認為這次革命導致俄國成“一塌糊涂之亂狀”,甚至就連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也對十月革命持旁觀的態度。但不久以后,特別是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后,李、陳二人便發現,俄國十月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于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它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尤其是在此期間俄國退出一戰,以及蘇俄政府先后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并宣稱聯合中國反對帝國主義,這對處于迷惘和徘徊中的中國先進分子而言,無疑是一種振奮和驚喜。也正是在此時,他們發現除了以英、法、美為代表的“西方”之外,還存在另外一個“西方”,換言之,即蘇俄政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根本的區別,除了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還可以通過走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走向民族的獨立富強。由此,一些先進分子“原本非常單純的模仿、參照系統發生了變化”,他們在從西方資本主義幻想中退出的同時“倏然一變而傾向于社會主義”。

三、地域進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路徑延展

大多數中國先進分子是受十月革命的感召而在心理上真正趨向和服膺馬克思主義的,正是由于人們經歷了對資本主義認異到對馬克思主義認同的心理轉向,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五四前后通過日本、歐洲和蘇聯等地域路徑來到中國。

十月革命前,日本成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主渠道。郭沫若曾指出:“中國民眾是通過日語書籍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國記者那里聽說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些書被譯成了漢語,于是人民知道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這一評述,可以說較為中肯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最初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圖景。清末民初,為了學習和了解西方,促進人們主體意識的覺醒,一些先進分子選擇出國留學,希冀把國外的先進思想介紹到國內。這一時期,由于中日兩國地緣接近、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清政府明確的留學政策以及日本對中國留學生教育的重視等因素,日本自然成為中國留學生的首選目標。而就在中國留學生大舉東渡日本之時,日本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愈漸高漲,在其思想界“差不多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時代”。由此,以救國救民和尋求真理為目的的留日學生,不可能不對當時日本國內十分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潮發生興趣。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機緣,馬克思主義取徑日本而傳入中國,這條渠道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中國人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渠道。

為了向國內傳播馬克思主義,留日學生一是以日文為藍本,摘譯、片譯或系統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二是向國內譯介日本學者關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和著作,如《社會主義神髓》(幸德秋水著,中國達識譯社譯)、《近世社會主義》(福井準造著,趙必振譯)、《近世社會主義評論》(久松義典著,杜士珍譯)、《社會主義》(村井知至著,羅大維譯)等;三是以日文的相關文獻為參考,撰寫了一系列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和著作,如馬君武的《進化論與社會主義的比較》、朱執信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仲傜的《社會主義論》等。這些著作構成了日本路徑向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本群”,“推進了早期中國知識精英世界觀的轉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準備了主體條件”。

十月革命后,情況發生了改變。由于中日兩國的關系不斷緊張和惡化,導致留日渠道日漸不暢,歐洲(主要是法國)逐漸取代日本成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主渠道。當時國人也逐漸認識到,原來日本也是通過向歐洲學習才逐漸強大起來的,“日人學術,步武歐西,中學以下之書,著者尚多,而高深者則甚鮮,且限于國情,自有取舍趨重”。鑒于此,他們提出,學日本不如直接學歐洲,“欲輸世界文明于內國,必以留學泰西為要圖”。從1919年3月開始,在一些先進知識分子中間興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的熱潮。這些留法勤工儉學的先進知識分子親身體認到原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巨大魅力,并把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國內,使法國成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重要渠道之一。

巴黎和會后,部分先進分子對十月革命的意義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他們認為,既然俄國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建立了具有世界性意義的無產階級政權,那么與俄國國情相近的中國當然也可以效仿。于是,“走俄國人的路”,自然就成為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結論。這一時期,他們對俄國的感情和向往愈益強烈,正如瞿秋白所說:“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里開辟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由此,一些先進分子開啟了赴俄留學之旅,有的則以記者的身份親赴俄國考察,其根本目的就是學習蘇俄語境下的馬克思主義,使蘇俄路徑成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最為有力的一條途徑”。

五四前后,除了日本路徑、歐洲路徑和俄國路徑以外,其實還有美國、英國等其他路徑。如在美國路徑方面,由于當時中俄交通的隔絕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封鎖,中國的先進分子不得不通過間接渠道(包括美國、日本等)來了解俄國的社會主義情況。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統計,《共產黨》月刊就曾先后刊載了12篇來自美國的關于俄國革命的文章。此外,除了通過美國了解俄國社會主義情況,中國先進分子還直接學習美國語境下的馬克思主義。如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柯柏年曾向美國“專門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芝加哥克爾書局購買了一批英譯本《資本論》在內的書”;而差不多同一時期,李季向國內譯介了美國社會主義者列德萊的《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一書。這表明,美國也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路徑。

從日本到歐洲,從俄國到美國、英國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路徑不斷增多,通過不同路徑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日本語境主要是“學理的”馬克思主義,歐洲語境主要是“行動的”馬克思主義,美國語境主要是“空想的”馬克思主義,而蘇俄語境則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說,多路徑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而言具有一定的益處,因為從理論上講,我們可以博取眾家所長,比較、借鑒和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精華;然而同時這也成為我們的短板,因為馬克思主義大抵是按照時間先后逐步傳入中國的,這就使我們只能先接受其中一種而后再行比較,這必然會受“先入為主”的制約,影響比較的效果;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不同路徑傳播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大多是被來源地的馬克思主義者重新解釋過了的馬克思主義,這必然會打上來源地的語境烙印,從而使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存在一定的差異(意義擴大、意義減少甚至誤讀等)。

四、文化進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選擇、融合與創新

作為異域文化的馬克思主義被傳播到中國后,必然要面臨如何處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于是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文化進路。

鴉片戰爭后,由于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動,中華民族文化也隨之遭到沖擊。曾以“華夏文明”而深感榮耀和自豪的中國人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面前,第一次陷入文化危機和信心不足的尷尬境遇。為了挽救文化危機和重構文化自信,中國先進分子先后從西方移植來了“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但它們在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較量中,先后敗下陣來。隨后,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只有倫理的覺悟,才是“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他們開始重點轉向學習西方的“觀念文化”,希望通過“更新文化價值觀念以改造國民性”,由此引發了一場“觀念形態的革命”。五四前后,隨著新文化觀念的啟蒙,“各色各樣的‘主義’蜂擁而入中國……化為眾多中國人的言談和文章”。據統計,這一時期從外國涌入的各種“主義”多達330余種,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主義文化”現象。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語境下,馬克思主義廣泛地傳入中國。

各種各樣“主義”競相涌入中國,無疑表征了時人對挽救自身民族文化和重構文化自信的迫切心情和美好愿望,但同時面對如此眾多的外來文化,人們也不免有眼花繚亂之感,接踵而至的就是如何進行選擇的問題。因為“對文化進行選擇,是中國文化……從自在走向自覺的必然要求”。這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在中、外文化之間應該如何選擇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時人所提供的選項主要有三種,即文化“保守論”、文化“西化論”和文化“調和論”。文化“保守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國人民的故土鄉愁,但它無視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注定要被湮沒于歷史的洪流之中;文化“西化論”所設想的愿景雖然美好,但它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虛無主義,既無法滿足中國人民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的需求,同時也無法解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先進分子不斷學習西方文化卻始終擺脫不了落后挨打境遇的現象;文化“調和論”雖然承認中外文化皆有可取之處,但它缺乏“一種剔別糟粕與精華的合理機制”,其本質是以民族文化為基礎,對外來文化進行“俯視式”選擇性接受,而并非“平視式”同等對待。盡管如此,比較這三種文化選擇方案,文化“調和論”雖存在弊端,但它作為文化“保守論”和文化“西化論”之間的一個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既照顧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同時也為外來主義文化在中國生根提供了合理性依據,因而一時之間受到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多數先進分子的提倡和認同,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和深入傳播提供了前提。

第二個層面是在眾多的外來主義文化中間應該如何選擇的問題。一般而言,選擇的前提是認同,沒有認同就不會有選擇。五四時期傳入中國的330余種“主義”,它們之間雖有重疊,但同時也有分歧。馬克思主義作為眾多“主義”中的一種,之所以被中國先進分子所認同和選擇,固然有對資本主義的認異、對俄國社會主義的憧憬等心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顯示出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性,它們之間具有如馬克思所說的“共同之點”。事實上,在五四之前,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在認識馬克思主義之初,正是對其作了“中國式”的比附和解讀之后才轉而認同和選擇馬克思主義。比如,梁啟超曾明確指出,共產主義和流行于中國商周時期的井田制度處于“同一立腳點”。在孫中山看來,“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無政府主義者景定成也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認為是共產主義的實質和精髓。可見,由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因而無論在情感層面還是在理性層面,中國先進分子愈益趨向馬克思主義。

列寧曾指出:“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這里的“改造”,其實是指作為文化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個自成系統的文化體系,更是一種文化發展觀,即以聯系的、全面的和發展的觀點來改造和創新文化。實際上,中國先進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來思考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即中國文化“向何處去”的問題。五四前后,中國先進分子在看待中外文化關系這一問題上,往往把中外文化割裂對立起來,這種處理方法基本上屬于簡單的“零和思維”模式。而馬克思主義者則在吸取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認為對待中外文化,既不能“否中崇西”,也不可“鄙西唯中”,而是應該保持清醒的認識,在綜合平衡和融合中外文化的基礎上實現文化的中國化,建設好中國的新文化。這里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文化的“融合”并不等同于先前一些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文化“調和”,用嵇文甫的話說,“融合”是指“徹頭徹尾,徹上徹下,不是割裂補綴”,這與具有折中性質的“調和”有根本區別。通過文化的融合實現文化的創新,這種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建設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方案,對于后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王剛 工作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職稱: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3期 時間:2019年07月01日

  • 更新時間

    2019年07月02日

  • 閱讀量

  • 供稿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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